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

　　地名体现鲜明的地方特色，承载丰富的文化内涵。开展乡村地名研究对多民族融合地区的乡土文化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多民族融合的水系流域乡村地名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相对较为缺乏。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平均最邻近距离、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研究表明：（1）乡村地名分布呈现空间集聚特征。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密度呈现东北和西南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以地形、水文、生物等命名的乡村地名主要分布于库区东北部山区及西南部海拔较低的平坦地区；地理方位类和颜色类乡村地名主要呈点状分布。（2）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集聚分布范围较广且空间差异明显。数字类和人工建筑类乡村地名主要分布于库区东北部山区及西南部城区；军事活动类和历史政治类乡村地名集聚于西南部海拔较低的主城区；姓氏类和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集中分布于东北部山区；美愿与纪念类和多民族文化类乡村地名空间分布基本一致。（3）乡村地名是地形地貌、水文特征、生物资源、经济发展、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该研究可为三峡库区的多民族融合发展、乡土文化传承等研究提供科学参考。

　　地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专有名称，用于标识位于特定地理空间位置的自然或人文事物，表征特定时期某一地域的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环境特征，记录着民族兴衰、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军事活动等文化景观信息。地名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刻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彰显着自然和人文环境的变迁。地名是人类集体活动与地区文化演进的集中体现，其相关研究可为地理学、语言学、人类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

　　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名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国外地名研究起步较早，但关注的重点不断发生变化。研究初期，相关研究主要通过描述、记述等方法解释地名的起源、语源、类型、嬗变过程等，基本不涉及地名的空间分布和演变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名研究不断引入地理信息技术和统计方法，空间可视化与定量解释成为地名学发展的重要趋势，研究方向逐渐转向民族地名、殖民地名以及城市地名景观、生态地名景观、岛屿地名景观等方面，研究区域涵盖美国、俄罗斯、新加坡、德国、西班牙、特罗布里恩群岛等国家和地区。

　　国内地名研究经历了从以定性分析为主的“描述—解释”阶段向“定量—可视化展示”阶段的转变，研究焦点从地名文化布局及其影响因素，转移至地名景观的多层次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探索地名景观区划与功能分区。统计方法与GIS相结合是近年来地名研究的主要方法，包括聚类分析、洛伦兹曲线法以及基于GIS技术的经验正交函数（Empirical Orthogonal Function，EOF）、核密度估计法、多距离空间分析函数、网格制图法与空间平滑插值法、移动搜索法的点距离空间平滑分析法等方法，研究尺度包含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区县等。目前，地名研究主要集中于地市、县域尺度，农牧交错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多民族融合区、水系流域等特域逐渐成为乡村地名景观研究关注的热点区域。然而，以GIS为平台，从整体分布形态、空间密度相结合的角度，开展水系流域多民族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这方面系统研究不足。

　　三峡库区是典型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区和流域经济快速发展地区。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库区村落面临着空心化、空巢化等问题，乡土文化不断流失，作为地域文化载体的乡村地名亟待保护，探讨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空间分布规律及成因，对多民族融合的水系流域乡土文化保护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三峡库区（重庆段）的乡村地名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数理统计、平均最邻近距离、核密度估计法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旨在揭示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点的分布规律，为该区域乡土文化保护传承提供科学参考。

　　三峡库区（重庆段）的地理范围为28°31′～31°44′Ｎ，105°49′～110°12′Ｅ，涉及重庆市22个区县（图1）。该地区总面积为4.61×104ｋｍ2，占整个三峡库区总面积的85.60％，是汉族与土家族、苗族、彝族、壮族、回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形成了兼收并蓄的多民族文化。截至2020年底，库区汉族总人口达2020.27万人，占库区总人口的97％，土家族、苗族、彝族、壮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口达62.52万人。大规模的移民政策、古驿道与现代交通的融合促使三峡库区（重庆段）从三国古战场和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发展到现今的直辖市与国家中心城市，形成典型的多民族文化融合区和流域经济快速发展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形破碎、河流纵横、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环境恶劣，成为长江上游乃至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和典型生态脆弱区之一。该地区山地、丘陵面积广布，地势东高西低，海拔范围为-28～2793ｍ。库区气候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温和湿润，物种资源丰富。

　　本研究所涉及的乡村地名，通过Google Earth、百度地图等平台获取，参考《重庆市志》《重庆地名志》和《四川省重庆市地名录》等史志资料，剔除不能确定由来和无法确定分类的地名，共获得乡村地名69912个。海拔高程等地形数据获取自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最近邻分析（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NNA）是 一种空间分布分析方法，主要通过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与随机分布模式下最邻近点对的平均距离的比值来判断其与随机分布的偏离程度。本研究选取平均最近邻指数（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index，ANN）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点的空间分布态势，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是每个乡村地名点与其最近邻乡村地名点的观测平均距离；是假设随机模式下乡村地名点的期望平均距离；ｎ为乡村地名总数；ｄi 为距离；A为研究区面积。若ANN＜１，则乡村地名点呈集聚分布；若ANN＞１，则乡村地名点趋向于随机分布。

　　核密度估计主要通过已知的数据点进行估计，可以有效实现空间点位信息的可视化。本研究选取核密度估计法从空间可视化与定量化角度分析三峡库区（重庆段）各类乡村地名的空间分布特征，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f（x）为乡村地名的核密度值；表示核密度函数；（x－xi）表示乡村地名点x到样本点xi的距离；h为带宽。

　　根据三峡库区（重庆段）地名命名来源及特点，可将其划分为以人类认识自然为主的自然景观类地名和以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为主的人文景观类地名两大类（表１）。其中，自然景观类地名可进一步分为地形地貌、水文、地理方位、动物、植物、颜色６类；人文景观类地名主要包括经济活动、人工建筑、姓氏、园林景观、军事活动、历史政治、美愿与纪念、多民族文化、数字９类。以上二者均属于地名文化范畴。最近邻分析结果显示（图2），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平均最近邻指数为0.881（Ｚ值为–60.109，Ｐ值为0.000），表明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的分布形态呈现聚集分布。

　　三峡库区（重庆段）自然景观类地名共有43150个，占区内地名总数的61.72％。地形地貌类乡村地名在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中最为常见，出现次数高达16459次，占地名总数的23.54％（表1）。该类乡村地名以含“山、坝、坪、岩、垭、塝、塆、坡、咀、坎”等字样的地名最为常见，所用字主要有58个（表2）。其中“坪”字地名共有3526个，“坪”意为山区或丘陵地区局部的平地，如盖坪，因该村位于山区的平地而得名；“岩”字地名出现1361次，“岩”意为岩石突起而形成的山峰或山中洞穴，如白岩脚，因该村地处白色山峰的山脚而得名；“垭”字地名共计1274个，“垭”意为两山之间的狭窄地方，如土地垭、黄桷垭等。这主要是因为三峡库区（重庆段）地质构造复杂，山岭交错，地形破碎。

　　水文类地名以河、水、湾、溪、凼、冲、池、淌、沱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11762个，占地名总数的16.82％，所用字词约40个（表1、表2）。其中“湾”字地名出现6423次，“湾”意为水流弯曲的地方。此类村名多以地物进行命名，如水井湾、堰塘湾、塘湾，均是直接以水井、堰塘等水利地物进行命名；河湾村因地处酉水河河湾处而得名，鱼塘湾因村内有鱼塘而得名。“沱”意为川江的回水河湾，如月沱，因此处河流的回水湾呈月形而得名。这些乡村地名都反映了人们逐水而居的选址原则。

　　地理方位类地名以东、南、西、北、上、下、中、阴、阳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3053个，占地名总数的4.37％，所用字词约16个（表１、表２）。其中“上”字地名出现990次，“上”意为位置在高处的，如垭口上，因地处狭窄山口上方的小块平地而得名。

　　生物类乡村地名多依托自然环境孕育的花草虫鱼鸟兽的名称命名，其中动物类地名以凤、鸡、龙、马、猫、牛、狮、鱼、羊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4563个，占地名总数的6.53％，所用字词约27个（表１、表２）。其中“龙”字地名出现702次，“龙”作为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秘瑞兽，象征着祥瑞、皇权和尊贵。这类乡村地名大多带有图腾的印记，体现了巴蜀人对于鸟兽鱼虫的图腾崇拜，如青龙村、白虎村、龙凤村等。植物类地名以柏、茶、椿、枫、桂、梨、麻、木、衫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5012个，占地名总数的7.17％，所用字词约79个（表1、表2）。其中“柏”字地名出现372次，如柏木林、柏树林，因此地大量生长柏树，故而得名；金玲乡银杏村因该村内遍布天然银杏林而得名。

　　颜色类地名以目力所及的颜色命名乡村地名，直观醒目。以白、黑、红、黄、青等字样最为常见，相关地名共计2302个，占地名总数的3.29％，所用字词约11个（表1、表2）。这类乡村地名是对长江三峡自然风光绚丽多彩，绮丽如画的写照，往往跟其他形象的景物结合，如青龙咀、白庙子、白杨坪等。

　　综上，这些乡村地名直观映射出长江三峡（重庆段）地区的自然地物特征，地形地貌类乡村地名中常见“壁、洞、峰、沟、谷、梁、岭、峡、穴、崖”等字，水文类乡村地名中多含“河、湾、溪、沱、涧、滩、洼”等字，映射出长江三峡（重庆段）地区的自然环境呈现崇山峻岭、峡滩相间、河道曲折、滩礁星罗、两岸危壁耸立等特征。

　　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地名共有26762个，占区内地名总数的38.28％。人工建筑类乡村地名在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中最为常见，出现次数高达9856次，占地名总数的14.10％。该类乡村地名以含“坝、碑、槽、坟、观、楼、庙、桥、寺”等字样的地名最为常见，所用字主要有36个（表3）。该区域是古巴楚之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次建都，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频繁，多民族聚居。长江沿线经济发展和商业互通频繁促进了汉族文化与土苗文化交融，形成了大量商贸型、美愿纪念、多民族文化类乡村地名，这奠定了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的命名及空间格局特征。

　　经济活动类乡村地名以厂、场、店、坊、房、铺、窑、纸、市、口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3321个，占地名总数的4.75％，所用字词约38个（表1、表3）。其中“房”字地名出现1004次，如红槽房，因有人在清水溪流经处开设槽房利用溪水酿酒，生意红火，故而得名；石桥铺，因重庆至成都东大路驿站旁有石桥和店铺而得名；石灰市，因此地是石灰集散市场而得名。“口”多为旧时交通要道，经济较为发达，“滩子口”建村于清光绪年间，因此地是滩脑壳通往巴县城山路必经路口而得名。此外，井口、关口、林口、渡口、道口、站口、巷子口等都是当时经济发展的集中地区。重庆在历史上曾三次建都，亦是战时陪都。三峡库区（重庆段）历来经济活动频繁且类型丰富。

　　姓氏类地名以陈、邓、胡、李、罗、王、向、杨、张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4195个，占地名总数的6.00％，所用字词约119个。受地形条件限制，重庆三峡库区长期处于农耕时代，宗族选择地势较为平坦地区建设村落聚居，并以宗族姓氏命名，如王家沱、李庄村、杨家坪、肖家湾、张家垄等，呈现出一家一沱、一家一坪、一家一湾的空间格局。这使得三峡库区乡村地名宗族色彩浓重。

　　园林景观类地名以景、陵、园、苑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829个，占地名总数的1.19％。其中“园”字地名出现651次，占该类乡村地名景观的78.53％。重庆市三峡库区传承农耕文化，建设了一系列以农耕景观命名的乡村地名，如茶园坪、木瓜园、菜园村、斑竹园、柑子园等，重庆市万州区菜园村因村内盛产蔬菜而得名。

　　军事活动类地名以堡、关、团、营、寨、兵、道、碉、烽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1257个，占地名总数的1.80％，所用字词约19个。屯、堡、寨、营等是古代军事设施的名称，如吴家屯、团山堡、四方寨、曹家营等村落，曾经都是屯兵集营之地。自古至今，重庆多次历经战乱，在重庆三峡库区这片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部分军事设施、关隘以村落的形式留存发展。

　　历史政治类地名以朝、官、公、监、局、科、所、厅、政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286个，占地名总数的0.41％，所用字词约16个。重庆三峡库区的政治文化地名多为一些政府机构、政治制度等，如官厅村、官田村、掌印村、官堂边、监口、天官府、道门口、较场口、新政村等。其中官厅村得名于政府机关，道门口则因清朝康熙年间在此建设川东道署而得名。

　　美愿与纪念类地名以安、宝、昌、慈、德、丰、华、吉、嘉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2317个，占地名总数的3.31％，所用字词约72个。其中“兴”字地名出现212次，占这类地名的9.15％。“兴”有兴盛、创立等释义，常与兴旺、兴隆连用，如兴隆塝、兴隆湾、兴隆坪、兴隆台等，这些地名体现了长江三峡地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福泽延绵的热切期盼。

　　多民族文化类地名以祠、倘、洞、栏、苗、排、坪、土、坨、乌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1494个，占地名总数的2.14％，所用字词约75个。其中“寨”字地名出现696次，占该类乡村地名的46.59％。三峡库区汉族与土家族、苗族、回族、藏族、彝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混合聚居，形成了丰富的宗祠文化与寨堡文化。这些文化融入当地的乡村地名，该区域共有182个乡村地名中含有“祠堂”或“祠”，如乔家祠堂、卓家祠等因村内建有宗氏祠堂而得名。此外，寨、堡、楼等是我国诸多民族的特色建筑，如冉家寨、凤凰寨、长寿寨、老君寨、赶场堡、蔡家吊脚楼等乡村地名都蕴含着多民族共融的民居建筑文化。这些乡村地名体现了三峡库区多民族聚居宗族观念浓重、寨堡文化丰富的特征。

　　数字类地名以一、二、三、十、百、千、万、亿、单、双等字样为主，相关地名共计3207个，占地名总数的4.59％，所用字词约16个。其中“三”字地名出现704次，如三角湾、三湾村、三汇村、三汇场等乡村地名因三条河（溪）在村、镇附近汇合而得名；三塘村、三塘湾则得名于村内三口水塘，这些地名都体现了重庆多水的自然特征。此外，聚居于三峡库区的土家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一样，对数字有着崇拜和禁忌的习俗，认为“三、五、六”为吉祥数字，尤其钟爱“三、五”。

　　三峡库区（重庆段）自然景观类地名呈现显著的聚集分布特征（图3），整体表现为东北、西南地区分布密度高，中部地区分布密度低的趋势（图４）。三峡库区（重庆段）自然景观类地名密集分布区主要集中于三峡库区东北部的巫溪县大部、奉节县中部及北部、开州区和云阳县东北部等县以及重庆市西南部的巴南、江津、大渡口、江北、南岸区等市辖区，密度值为1.065～3.059，而在三峡库区（重庆段）中部地区的忠县、武隆区、丰都县等县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仅为0～1.065。

　　三峡库区（重庆段）受其“依山傍水”的区位影响，地形地貌复杂多变，生物多样性丰富，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空间差异显著（图5）。地形地貌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分布区主要集中于东北部海拔较高的山区（图５a），在巫溪县、万州区和开州区东北部、奉节县北部和中部、云阳县北、东、西部呈现高密度集聚，最高密度可达1.268。此外，在江津区南部山区也有小范围集聚，密度值为0.578～0.767，在其他地区分布密度较小，密度值为0～0.430。水文特征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分布区范围较大（图５b），西南部海拔较低的长寿、巴南、江北、南岸等县区及库区东北部海拔相对较高的巫溪、奉节、巫山、开州区等地呈高密度集聚分布，密度值为0.397～0.965。而在中部万州区、忠县、石柱县分布密度较低，密度最高值仅为0.310。地理方位类乡村地名总体分布密度较低（图５c），高密度分布区较为分散，仅在巫溪县、奉节县、江津区等地区分布密度较大，密度值可达0.318，而在重庆主城区西南部的北碚、沙坪坝、九龙坡区等地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0～0.077。古人常以山水方位进行命名，如山南水北谓之阳、山北水南谓之阴。动物类地名分布密度的变化趋势明显（图５d），表现为分布密度以巫溪县、涪陵区、巴南区为核心向四周呈同心环状递减，但最高密度值较低，仅为0.207。在三峡库区（重庆段）中部的武隆区、忠县、万州区等地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0～0.086。巫溪县、涪陵县、巴南区动物资源丰富，动物种类可达数百种，因此这些区域也是动物类地名的集中分布区。植物类乡村地名在三峡库区（重庆段）东北部及南部密度较高（图５e），其中以库区东北部的巫溪、云阳、奉节等地分布最为集中，其次为南部武隆、涪陵、巴南等区，分布密度值为0.171～0.326，而在广大的中部地区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0～0.124。颜色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区分布较为分散（图５f），最高密度值为0.150，主要分布于库区东北部的奉节县、巫溪县、云阳县、巫山县等地。武隆区以及丰都县西部、万州区南部、开州区大部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0～0.052。

　　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高密度集聚区分布范围较广且呈现显著的空间聚集特征（图6），具体表现为三峡库区东北、西南部地区分布密度高，中部大部分地区分布密度低。图７显示，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地名密集分布区主要集中于三峡库区东北部的巫溪县大部、开州区和云阳县东北部、奉节县北部等地以及西南部的涪陵、巴南、渝北、九龙坡区等地，密度值为0.704～1.669，最高值达1.669。而在三峡库区（重庆段）中部地区的忠县、丰都县以及东部的巫山县分布密度较低，密度值为0～0.556。

　　三峡库区（重庆段）作为重庆市社会经济和城乡发展最集中、最有活力的地区，历史政治渊源复杂，多民族文化交融，人地关系特征鲜明。不同类型人文景观乡村地名景观空间差异明显（图8）。

　　图8a显示，经济活动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分布区主要集中于重庆主城区的江津、巴南、涪陵、江北、九龙坡等县区以及北部的巫溪县、开州区和奉节县、云阳县南部和北部，密度值为0.085～0.264，库区中部的忠县、丰都县、万州区等地分布密度较小。这主要是因为重庆市作为库区增长极，经济发展迅速、商贸繁荣，尤其是1997年重庆市设立直辖市以来，以经济活动命名的乡村地名景观与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较为一致。人工建筑与经济活动关系密切，人工建筑类乡村地名空间分布与经济活动类地名景观相似（图8b），高密度区主要分布于库区西部和南部的涪陵、渝北、九龙坡、沙坪坝区以及北部的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等地；低密度区主要分布于库区中部的武隆区、忠县西部和巫山县等地。

　　姓氏类与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空间分布特征相似，主要呈现东北密、西南疏的空间格局（图8c、图8d）。姓氏类与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高密度区主要分布于库区东北部的巫溪、云阳、奉节县等地，这些地区是多民族聚居区，王、向、杨等土家族大姓命名的乡村屡见不鲜，民族建筑及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分布较为集中。此外，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在库区西南部的南岸区、涪陵区形成小规模密度核。

　　军事活动类和历史政治类乡村地名景观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图8e、图8f），库区东南部的江北区、九龙坡区、沙坪坝区、北碚区、涪陵区等地拥有大量抗战遗迹及南宋抗蒙元遗迹，历史时期军事、政治活动频繁，在命名上多用军事防御设施、政治活动、政治人物事迹要素命名，出现了堡、兵、碉、屯、营、寨、朝、官、监、夔辖等与军事、政治有关的地名。历史时期库区东北部的开州区、巫溪县、巫山县、奉节县等地区地势险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军事与政治活动要素地名使用程度较低。

　　美愿纪念类与多民族文化类地名景观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图8g、图8h）。以美愿与纪念、多民族文化要素命名的地名分布范围较广，集中分布于重庆主城区以及涪陵区、忠县、万州区、云阳县、开州区等地区，这里汉族与土家族、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混合聚居交互融合，促进了汉族文化与土苗文化交融，受宗祠文化、民族文化、图腾文化等影响较大。东部的武隆区、丰都县、奉节县、巫山县等地受多民族文化影响较小，美愿嘉言要素地名使用程度较低。

　　数字类地名景观呈现东北与西南部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图8i），高密度区分别于库区西南部的涪陵区、巴南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等地以及东北部云阳、巫溪、巫山、奉节县交界地区形成密度核。此外，忠县、石柱县、万州区、武隆区的县城及周边地区形成小规模高密度集聚区。数字地名既有数字崇拜文化的体现，如“五”与“福”，“六”与“禄”谐音；也有融入具体环境赋予具体含义的地名，如三块石、二塘村、四公里、五公里等带有具体数字的地名。

　　三峡库区（重庆段）地处西南地区，属两江六峡交汇之地，山多坡陡，河谷纵横，形成了山高水险的独特自然环境，造就了这一地区以山为骨、以水为魂、以桥为脉的区域特色以及丰富多样的茶药植物、珍稀动物等生物资源。这些与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致使乡村地名多以地形地貌、水文特征、动植物等要素命名。三峡库区（重庆段）独特的多山环境和丘陵地形，催生了以坪、坝、坡、垭、岭、坵等反映地势形态的字词命名地名。多坎多坡、不规整的地形导致库区方位概念模糊，当地居民常常使用上、中、下、阴、阳等表征地理方位，形成了一系列与地理方位相关的乡村地名，如南坪、上坝子、下湾等。库区依山傍水、河谷纵横的水文条件，造就了大量含有沟、漕、滩、汊、溪、湾、沱等与水相关的乡村地名。三峡库区（重庆段）亚热带季风气候显著，水热条件较好，植被茂盛，动物种类繁多，促使这一地区部分乡村地名以动物、植物命名，大量村名中含有凤、鸡、龙、马、麒麟、蟠龙、螃蟹以及柏、茶、椿、桂、银杏等与动物、植物相关的字样。以动物作为地名命名依据，既反映了三峡库区的自然环境，也映射了古代库区居民的图腾崇拜，其中“龙”“凤”均是典型的图腾形象，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地名景观，如小龙坎、龙泉湾等。

　　乡村地名是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文明程度的反映，三峡库区历史悠久，政治渊源复杂。三峡库区（重庆段）既是古代巴渝之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三国古战场和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军事活动与政治活动对人文景观类地名的命名影响显著。历史发展过程中，三峡库区（重庆段）人类活动的产物不断涌现，如殿、阁、楼、桥、寨、牌楼等各种人工建筑以及堡、兵、碉、关、营、寨等军事活动要素，由此形成一系列以人工建筑、军事活动元素命名的乡村地名。三峡库区（重庆段）的中心城市重庆自古就是西南地区的政治中心之一，是地方行政官署的驻地，在宋蒙战争、抗战时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堡、碉、营、寨等作为以乡村聚落为载体的军事防御设施，对三峡库区（重庆段）的乡村地名产生了诸多影响。

　　重庆市是一个移民城市，自秦朝时期万家迁徙巴蜀之地到20世纪60年代的三线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形成了多民族融合、多元文化交融的现象。目前，三峡库区（重庆段）汉族与土家族、苗族、彝族、壮族、回族等近50个少数民族交融渗透，衍生了丰富多彩的宗族文化、寺庙文化、江湖文化、抗战文化和红岩文化。移民迁徙过程中，同族同姓的居民往往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以聚居宗族大姓命名的村落，如谭家湾、刘家坪、马家堡、向家坡、冉家坝、王家祠堂等乡村地名，均映射出库区居民重宗族、重血缘的宗族文化；库区古时佛教、道教盛行，寺庙众多，形成了一系列以寺、庙、观、庵、祠等宗教建筑元素命名的乡村地名，见证着库区曾经浓厚的宗教色彩。特殊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造就了这一地区独具特色的江湖文化，出现了一系列简洁、直爽且富含江湖文化特色的乡村地名，如桐元码头、一公里、五公里、鸡公嘴、鸭儿凼等。豪爽洒脱的江湖文化也催生了追求吉祥、兴盛的心理，将安、昌、福、贵、吉、嘉等表征美愿嘉言的元素融入到乡村地名之中。曾经的古战场、陪都将抗战文化元素镌刻进乡村地名，见证库区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交融。

　　作为地域文化的结晶与载体，乡村地名能够折射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区域人地关系，三峡库区是巴楚文化与移民文化交融的地带，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本研究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为例，基于数理统计、平均最邻近距离、核密度估计法揭示了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的空间不均衡性和集聚性特征（表1、图5、图8），以及乡村地名与自然地理环境、历史传承、民俗文化等要素之间的关系。现从三峡库区乡村地名的环境指向性、乡村地名与人类活动的关联性、乡村地名承载的民族民俗文化以及该研究的不足与展望进行讨论。

　　（1）三峡库区乡村地名呈现显著的环境指向性，表明自然环境是影响乡村地名空间分布的基础。巫山、大巴山地区地形破碎、河流纵横、生物多样性复杂，是三峡库区环境的典型写照，居住于此的乡村人口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不断适应自然环境，自然环境孕育山川河流、花草虫鱼鸟兽等以形象或抽象的形式融入乡村地名，如白岩脚、月沱、龙凤村、银杏村等村名，映射出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利用、适应乃至敬畏和崇拜，形成鲜明的环境指向性，契合了乡村地名景观是伴随乡村聚落择环境而生的过程。这与李巍、段晨曦、王涛、杨强、赵思文等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

　　（2）三峡库区乡村地名与人类活动具有高度关联性，受历史传承与政治渊源影响显著。作为古巴渝之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三峡库区（重庆段）从三国古战场和抗战时期的政治中心发展到现今的直辖市与国家中心城市，职能类型军政商兼备，军事因素带动长江沿线经济发展和商业互通，古村落地名命名以经济贸易、建筑工程、军事活动、历史职能类为主，表征驿铺、防御功能的字（词）使用较多，如埠、仓、铺、坝、碑、殿、堡、兵、道、盘等，这与北京、承德等地具有类似功能的军事型、商贸型、建筑类的古村落地名特征相似。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人口不断流失，部分村落出现空心化、空巢化等一系列问题，作为地域文化结晶和乡土文化遗产的乡村地名，亟待保护传承，科学开展乡村地名的溯源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

　　（3）三峡库区乡村地名承载着独特的民族民俗文化。成渝古驿道、渝黔古道、渝合古道、茶马驿道、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将三峡库区与其他地域联系起来，大规模的移民政策为三峡库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活力，带来了工匠技艺，促进了汉族与土家族、苗族、水族等少数民族渐趋融合，推进了汉族文化与土苗文化交汇混融，形成多民族融合的文化富集地，移民文化、驿铺文化、土苗文化、宗祠文化、寺庙文化交互融合促使经济、姓氏、工程建设、美愿纪念、多民族文化类地名在三峡地区涌现。

　　（4）局限与展望。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的形成时期自唐宋朝延伸到民国时期，形成年代久远且漫长，加之该区域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交融，在建构地域文化景观的含义时，部分内涵与意义较为模糊，难以明确分类。受限于资料可获得性，部分地名的由来及变迁没有查到，在此次研究过程中未加以考虑。后续研究过程中，应结合地图学、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等多学科推进乡村地名的计量研究和溯源研究，进一步深化乡村地名的时空演化规律及驱动机制研究。

　　（1）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呈现空间集聚分布特征。自然景观类乡村地名分布总体呈现东北、西南地区密度高，中部地区密度低的空间格局，主要分布于库区东北部的巫溪县大部、奉节县中部及北部、开州区和云阳县东北部等县以及重庆市西南部的巴南、江津、大渡口、江北、南岸区等地。地理方位类、植物类、颜色类乡村地名分布相对较为分散，多呈点状分布形态。

　　（2）三峡库区（重庆段）人文景观类乡村地名集聚分布区较大且空间差异明显。数字类和人工建筑类乡村地名集中分布于库区东北部的巫溪、奉节、云阳、开州区等地以及西南部的涪陵、渝北、九龙坡、沙坪坝等地，军事活动和历史政治类乡村地名主要分布于库区西南部海拔较低的长寿、巴南、江北、南岸区等地，姓氏类和园林景观类乡村地名主要分布于海拔较高的巫溪、奉节、云阳、开州区等县区，美愿与纪念类和多民族文化类乡村地名集聚分布区沿库区北部边缘由东北部向西南部延伸。

　　（3）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蕴藏着该区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民俗文化、民族特色等诸多信息，是地形地貌、水文特征、生物资源等自然因素以及经济发展、历史传承、民族文化等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